(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44) 

摘要：“孔颜之乐”是指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历代儒者均以“孔颜之乐”为最高理想境界。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元代儒者如何达到人生之“乐”，怎样获得人生之“乐”？的问题便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他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关键词：孔颜之乐  元代理学  特殊意义  吴澄 

 “乐”来自儒家的乐教。中国古代很重视音乐，有所谓诗、书、礼、乐之称。音乐是移风易俗、陶冶性情的重要工具。儒家所谓“乐”，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变成道德体验与审美体验的问题，进而变成心灵境界的问题。孔子曰“仁”，亦必曰“乐”。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1)又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73)他称赞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58)显然，“孔颜之乐”绝非物质生活追求的满足，而是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

一、宋儒之“乐”与元儒之“惑”

儒家在对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中，从中也体验到了快乐，获得了精神享受。孔子所谓“三月不知肉味”[1](72)即精神的快乐和享受。乐而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其乐之何如也！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2](110)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的获得是最大快乐。乐而至于手舞足蹈，可见其乐何如也。孔孟所谓“乐”，既是道德情感的体悟，也是审美情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必须在一生不懈的努力之后才能实现。只有在道德人格的修养、审美境界的提高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愉快和享受。

宋代理学家均以“乐”为表征，追寻孔颜境界。邵雍曰：“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3](445)二程云：“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佗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4](174)程颐又云：“人问某以学者当先识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知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然怎生地乐？勉强不得，须是知得过且过，方能乐得。”[4](235)周敦颐在论及“孔颜之乐”时说：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大富贵，人所爱。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5](38)

在周敦颐看来，颜子之乐正是一个寄“身心性命”于物外的理想境界。所谓“小”，即满足耳目之欲、于我如浮云的富贵之类；所谓“大”，正是理学家孜孜以求的“孔颜之乐”，乃真正的至贵至爱。所谓“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处之一”所体现的充实与满足，正是道德境界的自然完满的呈现。显然，宋代理学家已将“孔颜之乐”的这种内在品格提升为伦理行为的精神境界。

到了元代，由于元朝社会的多元化、行汉法的曲折、科举制度的中断，加之在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元代儒者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如何达到人生之“乐”？怎样获得人生之“乐”？这个问题在元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元王朝是由多民族所形成的国家，主要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南人，是指金、南宋的遗民，即被征服的民族。“色目人”即含有诸色名目之义，指大量西域各族、乃至从欧州来到中国，散居各处的各类民族。元朝民众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蒙古、色目人享有种种特权。三年一次的科举，显然也是偏袒着蒙古、色目人，而绝非机会均等的竞争。仁宗皇庆二年(1313)所定科举条例，在考试程式、录取名额及发榜办法等方面，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均作了不平等的规定：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在发榜方面，则蒙古、色目为一榜，而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在录取名额方面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分明是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应试的人数为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汉儒入仕之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时人陈高在其《感兴》篇中哀叹道：“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6](138)这确实是当时汉人儒者境遇的写照。元代八十年的不开科举，几乎超出所有儒生的容忍限度，打碎了所有儒生的幻想和期待。在儒家思想中，儒者具有以“道”自任的强烈意识，认为自己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追求与实施“道”的责任。强烈的外王意识必须依赖政治体系才能得以实现，而儒者赖以踏上外王之路的科举途径却在长达八十年中被废止，这对元代儒者是致命的打击。元朝儒士，大部分来自宋、金旧臣。这样，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两难的局面。“志于道”[1](67)的宏伟理想与“不事二主”的伦理纲常矛盾异常尖锐。在动乱时期，儒者在“志于道”[1](67)这个问题上，比平时遇到的矛盾更加严重，在如何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考虑上更加复杂。现实的思考以及对儒家传统观念的突破，错综复杂地纠合在一起。

二、吴澄对“孔颜之乐”的肯定与欣赏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致力弘扬心性之学、致力塑造儒者的理想人格、致力突出儒者的主体精神。吴澄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吴澄首先对程颢的洒落和悦气象表示欣赏。他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在严师侧，凄凄乎其似秋，而不自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自知手之舞、足之蹈也。”[7](936)二程所谓“孔子所遇而安，无所择。……惟其与万物同流，便能与天地同流”[4](136)，正是对孔子“疏饮之乐”的最好疏解。二程曰：“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4](339)在理学家的融入万物的“物我两忘”境遇中，道德生命主体和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在道德的流行处，生命通过道德主体而透显，便可感受到快乐的体验。

吴澄亦以“孔颜乐处”为最高理想境界。他说：

夫乐者，人之情也，孰无所乐哉？禽语禽乐也，鱼游鱼乐也。物且然，而况人乎？然人各有乐，乐一也，所乐不同焉。贾有贾之乐，工有工之乐，农有家之乐，而士之乐尤不一乐。文章者，欧阳文忠之乐也，乐事业者，范文正公之乐也，其载于鲁论则有夫子之乐，有颜子之乐。无子之乐，虽身处极困之中，而其乐亦在也。颜子之乐，虽人所不堪之忧，而乐不改也。三拮之徒也，鲜或知是。曾皙浴沂风雩之乐，近之而未全也，历千数百年，而程子受师于周子，乃令寻孔颜之乐所乐者，何事？程子有悟于是，吟见弄月以归自周程二子之外，乐此乐者，其谁与？[7](457-458)

在吴澄看来，水中鱼、林中鸟自有其乐。商、工、农、士，三教九流亦各有其乐。就“士之乐”而言，吴澄在列举了欧阳修的文章之乐、范仲淹的事业之乐之后，笔墨落在了孔子、颜回、曾点这三位圣贤身上。吴澄认为，“孔颜之乐”之所以为历代儒者所追求、所敬仰，即在于其“虽身处极困之中，而其乐亦在也”，“虽人所不堪之忧，而乐不改也”。在生活极端贫困而别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能乐在其中、不改其乐，这与富贵贫贱那种感性的愉悦和享受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正如孟子所云：“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2](166)美食可以裹腹，但感官的满足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精神的食粮是理义，理义可以悦心。而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无过于洞彻人生的真谛。

文中吴澄所言“曾皙浴沂风雩之乐”出自《论语》“吾与点也”这段著名故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或如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与！’”[1](127-128)吴澄对此章阐发道：

予观四子言志，而圣人独与曾点，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为，而曾点但言今日之所得为。期所期于后，未若安所安于今也。夫此道之体，充满无毫毛之缺。此道之明，流逝无须臾之停。苟有见乎是，则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无所愿乎外。夫子之乐，在饭疏饮水之中。颜子之乐，虽箪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点之乐者与？凡人皆当志于圣，逊第一等而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弃。[7](95)

三、“自得”与“为己”之“乐”

儒者所追求的目标是道。孔子认为，闻道可以获得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快乐。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33)孔子一生精进求道。但在四人言志中，孔子“独与曾点”似乎与其行道救世之情有所偏离。黄氏《日钞》说此曾谓：“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相讲明于寂寞之滨。而忽闻曾点浴沂之言，若有独契于浮海居夷之志，饮水曲肱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8](59)此说似乎“最为精惬”[8](59)。

文中“夫此道之体，充满无毫毛之缺。此道之明，流逝无须臾之停”[7](95)一语，字里行间昭然可见吴澄行道救世之情。然而，亡国之痛，生民涂炭之苦，加之科举废止，入仕无门，元代儒者外王之无奈非异世所能想像。从吴澄文中所言“凡人当志于圣，逊第一等而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弃”[7](95)一语中，我们可以体谅吴澄所谓“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7](95)的复杂心情。吴澄曾自述自己的为人与操守。他说：

澄，迂僻人也，于仕素非所欲，亦非所谙，散职何庸冒处林林时俊之右。它无能焉，唯曰：一毫有所希觊侵渔于学校以益其私，则决不为耳。近年，贪浊成风，在在而然，行之不以为非，言之不以为耻，陷溺至此，盖有为也。何为？饮食之费，妻妾之奉，子孙之遗也。澄酒肉甚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二、三儿躯干壮健，写字读书之余，各务耕桑，营衣食于家，可以不饥不寒，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萧然一身，二竖给使令纸帐布衾，如道寮禅榻，随所遇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柱，冬一褐，夏一綌，朝夕饭一盂、疏一盘，所至有学徒给之，无求也，而无不足。身外皆长物，又焉用丧所守以取赢为哉？此区区自乐之实而无所资于人。[7](28)

此自述可谓吴澄生活之写照。吴澄以乐道安贫自慰，他说：“澄不酒不肉，二力携箪瓢从所至，如全真道、行脚僧，斗室可安。”[7](27)儒者即将人生的快乐与道德理想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从孔子的“乐亦在其中”[1](73)、颜回的“不改其乐”[1](58)，到宋代大儒周敦颐命二程兄弟寻“孔颜之乐”，都是儒者由天命在身、道德在握的自信派生出的“乐”。吴澄所谓“期所期于后，不若安所安于今”[7](95)，乃深赏康节“在林下行林下事”[7](95)之语，意在寻孔子之乐于饭疏饮水之中，凸显出了曾点融贯从容，自然而然，无往不适，无所不乐之境界。此等境界，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1](10)是也。

《中庸》中有一段描述自然现象的文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9](187)程颢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4](111)他作诗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方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10](434)万物充满了生意，人亦从中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自得之乐。

依吴澄之见，所谓“明体达用”之学，不只在“学”，更重要的是在于人格风范的树立。儒者应恢复先秦儒家“为己之学”的真义，把向外所求得的知识，回转向自己的生命，经照察陶铸后内化成为自身之德性，由此而开出“与万物同流”[4](136)的自得境界。最后，吴澄对“孔颜之乐”作了阐发。在吴澄看来，“孔颜之乐”之所以为历代儒者所追求、所敬仰，即在于其“虽身处极困之中，而其乐亦在也。……虽人所不堪之忧，而乐不改也。”[7](457-458)吴澄认为，“孔颜之乐”所体现的自我充实与满足，正是道德境界的自然完满的呈现。

从吴澄文中所言“凡人当志于圣，逊第一等而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弃”[7](95)一语中，我们可以体谅吴澄所谓“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 [7](95)的复杂心情。在外王无奈之下，吴澄并不“自暴自弃”，转而寻求“自得”之乐。在吴澄看来，孔子的“为己”之学不仅在于完成道德人格，提高道德境界，而且在于体验最大的快乐，得到最大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