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傳《春秋集解》作者非呂祖謙考辨（黃覺弘）（《学灯》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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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呂本中和呂祖謙二人皆撰有《春秋集解》。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東萊呂氏曰”凡七條，其中六條能夠確定是引自呂祖謙的《春秋集解》，但這六條論說全不見於今傳《春秋集解》，這充分證明宋元諸儒援以為據的呂祖謙《春秋集解》與今傳《春秋集解》不是一書，呂祖謙《春秋集解》已經失傳。今傳《春秋集解》曾經後人的增補，加入了呂本中《春秋解》的論說，並析十二卷之書為三十卷，但這兩種本子就其原作者而言都應該說是呂本中。又今傳《春秋集解》所引數條“東萊呂氏曰”來歷有問題。
[關鍵詞]呂祖謙；呂本中；《春秋集解》；《春秋解》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示碼]A [文章編號]
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呂氏春秋集解序》、朱彝尊《經義考》卷一八四以及《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曾先後對今傳《春秋集解》的作者問題進行考辨，認為舊題呂祖謙是錯誤的，應該是呂本中的著作，此後一般視為定說。崔富章先生《四庫提要補正》亦有詳細續辨，認為“正式改題呂居仁撰，《提要》申明之，結論可以成立”。[1]（P159）近年來，唯見李解民先生舊案重提，撰文《〈春秋集解〉為呂祖謙撰考》，先是提交2003年4月浙江金華首屆呂祖謙學術研討會，又經修改後以同名發表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李先生推翻四庫館臣以及諸家之說，認為“這個認識是錯誤的，《春秋集解》的作者應當是呂祖謙，而不是呂本中”。[2]（P28）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浙江師範大學主持編撰的《呂祖謙全集》在2002年編撰之初的擬目中原本沒有《春秋集解》，但後來接受了李先生的考證，現在已列入第五冊於2008年1月正式出版，黃靈庚先生《呂祖謙全集·前言》即引李先生之文為據，作為收入此書的理由。[3]（P35）這說明李先生的考證已經產生了實質性的重大影響。
李先生的考證揭示了一批新的材料，發現了許多為人忽視的問題，確實給人很大啟發，但對於李先生考證所得之結論，筆者仍然有惑於心，未敢堅信。近來又參閱了一些材料，細加考索，覺得此問題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筆者認為，今傳《春秋集解》作者是呂本中，並非呂祖謙，《呂祖謙全集》將此書收入集中是不妥當的。下面就此提出一些看法，敬祈方家指正。
一、呂本中、呂祖謙皆撰有《春秋集解》，而呂祖謙《春秋集解》已亡佚不傳
呂本中（1084-1145），《宋史·呂本中傳》云：“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於世。”[4]（P11636）《宋史·藝文志》云：“呂本中《春秋解》二卷。”[4]（P5063）程端學《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著錄：“東萊呂氏本中居仁《解》。”[5]（P8）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首《引用姓氏》也著錄：“呂氏本中居仁《春秋解》。”[6]（P11）可見，呂本中有《春秋解》一書。《宋史·藝文志》及本傳沒有著錄呂本中《春秋集解》，而王應麟《玉海》卷四〇云：“呂本中《集解》十二卷。”[7]（P760）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八三云：
《春秋集解》十二卷。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計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義》，而所擇頗精，卻無自已議論。”[8]（P1574）
《文獻通考》著錄及所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與《玉海》所記相合，卷數亦合，①可見呂本中除《春秋解》外，還有《春秋集解》一書。但今通行本《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此《春秋集解》，則云“呂祖謙撰”，[9]（P65）與《文獻通考》所引不同。今通行本系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此當從《文獻通考》所引，不當從今通行本。畢竟《文獻通考》成于元初，時代較早，而且與成于宋末的《玉海》所記相同，二者合證，頗可信據，呂本中有《春秋集解》一書殆無可疑。由此可知呂本中撰有《春秋解》二卷（或作十卷）和《春秋集解》十二卷兩種《春秋》學著述。
呂本中侄孫呂祖謙（1137-1181）博學勤勉，著述宏富，其《春秋》學著述凡有《左傳類編》六卷、《左氏傳說》二十卷、《左氏續說》十二卷、《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左氏博議綱目》一卷、《春秋講義》一卷、《左傳手記》一卷等，這些著述問題一般不大，最受爭議的是呂祖謙有無《春秋集解》。除今通行本《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呂祖謙撰《春秋集解》系出後世誤訛外，初刻於淳祐九年（1249）的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春秋集解》三十卷，右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10]（P529）李先生曾詳細考察了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記呂本中、呂祖謙二人著述情況，指出《讀書附志》所載作《春秋集解》三十卷的東萊先生和著《春秋左氏博議》二十五卷的是同一個人，就是呂祖謙。[2]（P30）這一推斷是可信的。此外，《宋史·藝文志》、張萱《新定內閣藏書目錄》、朱灌甫《授經圖義例》卷十六、朱彝尊《經義考》卷一八七以及《文淵閣書錄》、王圻《續文獻通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東山經籍考》等皆著錄呂祖謙撰《春秋集解》一書，前後相續，言之鑿鑿。更值得重視的是李先生曾提到的南宋樓鑰和李明復都稱呂祖謙撰有《春秋集解》。樓鑰為陳傅良所作《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稱：“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11]（P595）李明復《春秋集義·諸家姓氏事略》介紹呂祖謙時說：“尤嗜《春秋左氏傳》，有《春秋集解》、《左氏博議》等書行於世。”[12]（P182）樓鑰與呂祖謙同庚，曾給呂祖謙《辨志錄》作過序，對呂祖謙頗為了解。李明復則是嘉定（1208-1224）年間的太學生，稍後於呂祖謙，但也與呂祖謙年世相接。《春秋集義》是李明復做太學生時所撰，其《進春秋集義表》末即題“大學生臣李俞謹上”。[12]（P179）樓鑰和李明復二人都說呂祖謙撰有《春秋集解》行于世，尤見呂祖謙撰有《春秋集解》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
由上可知，呂本中和呂祖謙二人皆撰有《春秋集解》，但王應麟《玉海》與馬端臨《文獻通考》著錄了呂本中《春秋集解》，而沒有著錄呂祖謙《春秋集解》，而趙希弁《讀書附志》、《宋史·藝文志》則著錄了呂祖謙《春秋集解》和呂本中《春秋解》，卻沒有著錄呂本中的《春秋集解》。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春秋集解》的作者問題可能自宋末即開始產生歧異，元明之後更是究詰不清了。
呂本中和呂祖謙二人皆撰有《春秋集解》之書，但今傳《春秋集解》只有一種，那作者到底是呂本中還是呂祖謙呢？要搞清這一問題，關鍵在於證明今傳《春秋集解》原書的內容究竟出於誰手。自清初以來納蘭性德、朱彝尊、四庫館臣以及崔富章、李解民諸先生考辨中，除了李先生觸及了今傳《春秋集解》原書的一些內容外，幾乎皆就外證立說，其實原書內容才是最可靠的內證材料。如何找到內證呢？既然有一種《春秋集解》今傳於世，而宋元《春秋》集解集注之書裏徵引了不少呂本中和呂祖謙的論說，通過比較，分析其異同，即可考明真相所在。如果能找出引自呂祖謙《春秋集解》的確切材料，來考察它們與今傳《春秋集解》的關係，那麼諸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先來看李明復《春秋集義》。《春秋集義·諸家姓氏事略》云：
呂祖謙。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至祖謙又與朱熹、張栻講明益詳，尤嗜《春秋左氏傳》，有《春秋集解》、《左氏博議》等書行於世。……祖謙自言《博議》特為舉子課試之文作爾。朱熹亦于其門人所記《左氏說》有取焉。臣今亦惟其解釋經義者取之，講傳而與經不相關者略之，他書有及《春秋》者多所援據。祖謙晚著《大事記》以見意，嘗謂司馬光《通鑒》效《左傳》，而《目錄》效《春秋》，臣于朱熹《通鑒綱目》、祖謙《大事記》亦云。[12]（P182）
從文中可知，呂祖謙《春秋集解》為《春秋集義》所徵引。如果能夠比較李明復所引內容與今傳《春秋集解》之異同，就會給判斷今傳《春秋集解》作者提供一個有力的證據。檢《春秋集義》所引“呂祖謙曰”極多，達200餘條，但據《諸家姓氏事略》所言，這些“呂祖謙曰”並不全出於呂祖謙《春秋集解》一書，還有呂祖謙的《左氏博議》、《左氏說》、《大事記》等其他“有及《春秋》者多所援據”，因此很難一一考證其說之來源。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呂祖謙曰”中應該有一些是引自李明復提到的呂祖謙《春秋集解》。但筆者略檢這些“呂祖謙曰”，似乎全不見於今傳《春秋集解》。這就很奇怪了，如果說今傳《春秋集解》是呂祖謙的著述，那為何李明復所引不見其中呢？這是很不合情理的。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斷，李明復所引呂祖謙的《春秋集解》與今傳《春秋集解》不是同一本書，而此呂祖謙《春秋集解》後來失傳了。不過這只是側面的旁證，還不算直接堅實的證據，因為畢竟難以考出李明復所引200餘條“呂祖謙曰”中到底哪條出於呂祖謙《春秋集解》。下面筆者再舉出更有力的直接證據。
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以下簡稱汪氏《纂疏》）薈萃眾說，徵引廣博，是元代有名的《春秋》學著述。據卷首《引用姓氏》，此書引用呂氏著述凡三人三種，即：“呂氏本中居仁《春秋解》”，“東萊呂氏祖謙伯恭《春秋集解》”，“永嘉呂氏大圭樸鄉《春秋或問》”。[6]（P11）書中徵引或稱“呂氏曰”，或稱“永嘉呂氏曰”，或稱“東萊呂氏曰”，各有專指，稱“東萊呂氏”者即指呂祖謙。考汪氏《纂疏》引“東萊呂氏曰”凡七條，除卷十四“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條下所引“東萊呂氏曰”出自朱熹《詩集傳》卷十，別有來源外，②其他六條都能夠確定是引自呂祖謙的《春秋集解》，但這六條竟全不見於今傳《春秋集解》。茲輯錄這六條論說，並比照其他著述等相關情況，製成《呂祖謙〈春秋集解〉佚文六條比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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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汪氏《纂疏》所引呂祖謙《春秋集解》 |
其他著述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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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
卷三引東萊呂氏曰：“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決之在我，又安有所謂將耶？《通旨》：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弑君，隱公之失也。”[6]（P91） |
呂祖謙《左氏博議》卷三《羽父弑隱公》有云：“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至於殺其身也。”[13]（P26） |
二者字詞幾乎全同，唯汪氏《纂疏》所引佚文稍有刪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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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莊公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 |
卷九引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6]（P240） |
呂祖謙撰、時瀾増修《増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有云：“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沖銷萌之意則深矣。”[14]（P430） |
二者文辭幾乎全同，唯數字略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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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
卷十二引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6]（P303） |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引呂祖謙有曰：“管仲卒，桓公一死，五公子便爭立。蓋緣管仲不曾下得正心誠意工夫，而桓公亦不知此，乃急於一時之功利，所以致五公子之禍。……至桓公一死，諸公子便亂，此見得齊家法不正，自是如此。晉之家法正，所以其後如此之遠。如齊桓夫人六人，管仲既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此夫子所以有小器之稱。[12]（P461） |
張洽《春秋集注》卷四、陳深《讀春秋編》卷五、程端學《春秋本義》卷十二引東萊呂氏曰皆同《纂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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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
卷二十六引東萊呂氏曰：“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6]（P660） |
張洽《春秋集注》卷九引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于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15]（P147） |
吳澄《春秋纂言》卷十所引東萊呂氏曰與張洽《春秋集注》全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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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於陽州。 |
卷二十六引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6]（P668） |
呂祖謙《左氏傳續說》卷十一曰：“此見得子家子為三家所敬愛處，使魯當未逐季氏之前能用子家，則昭公必不至於如此。”[16]（P272） |
吳澄《春秋纂言》卷十引東萊呂氏曰全同《纂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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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
卷二十六引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6]（P673） |
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一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17]（P139-140） |
程端學《春秋本義》卷二十六引東萊呂氏曰述“平王東遷”至“徙都成周”一節。 |
從上表可以確知如下事實：其一，呂祖謙《春秋集解》在宋元時期多有流傳，不僅汪氏《纂疏》多有徵引，其他多種宋元《春秋》著述也時見徵引。如第三條，張洽《春秋集注》卷四與陳深《讀春秋編》卷五所引全同汪氏《纂疏》。第五條，吳澄《春秋纂言》卷十所引全同汪氏《纂疏》。第四條，《春秋集注》卷九所引與《春秋纂言》卷十所引相同，且較汪氏《纂疏》所引文辭為全。第三條與第六條，程端學《春秋本義》卷十二引東萊呂氏曰文辭全同汪氏《纂疏》，可知《春秋本義》所引東萊呂氏即指呂祖謙，其卷首《春秋傳名氏》所錄“東萊呂氏祖謙伯恭《集說》”[5]（P9）即呂祖謙《春秋集解》。由此可見，呂祖謙不僅確有《春秋集解》，而且其書在宋元時期多為當時諸儒所徵引。其二，汪氏《纂疏》所引呂祖謙《春秋集解》這六條論說，均不見於今傳《春秋集解》。如果今傳《春秋集解》就是汪氏及其他宋元諸儒援以為據的呂祖謙《春秋集解》，那為何所引之文渾然不見今傳之本呢？這充分證明呂祖謙的《春秋集解》與今傳《春秋集解》不是一書，宋元諸儒援以為據的呂祖謙《春秋集解》已經失傳，汪氏《纂疏》所引這六條論說都是其佚文，今傳《春秋集解》不是呂祖謙的著述，而應是呂本中的著述。
其三，比較呂祖謙《春秋集解》佚文與他著相應之文，如第二、六兩條，佚文幾乎全與他著相同。第一、三、四、五諸條，佚文主旨皆與他著相同，文辭雖有刪改更易而字句則多相同，這一事實可以證明呂祖謙確實撰有與《左氏博議》、《左氏傳續說》等書解說有異的《春秋集解》，但究竟系出一人之手，且同說一事，故文辭旨意多有延續雷同。又呂祖謙《春秋集解》佚文往往較他著為簡要，如第一、三、四、五諸條，《春秋集解》佚文旨意皆同於他著，文辭則多有刪略。這可能與《春秋集解》的解經體例有關。一般來說，解經之文不能如其他著述體例特別是“舉子課試之文”那樣繁複。
其四，從呂祖謙《春秋集解》書名來看，其書應該是薈萃諸家之說，但從汪氏《纂疏》所引佚文可以證實，呂祖謙的《春秋集解》在薈萃諸說之外，也斷以己意，有個人獨到的議論，這與樓鑰所稱“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相合，樓鑰強調的也是呂祖謙自己的論說，認為他將《春秋》學推至了一個極高的境界。
二、今傳《春秋集解》之“呂氏曰”引自呂本中《春秋解》，而“東萊呂氏曰”來歷有問題
前文已證明，呂祖謙撰有《春秋集解》，該書曾為宋元諸儒所徵引，後世亡佚不傳，今傳《春秋集解》作者不是呂祖謙，而應是呂本中。今傳《春秋集解》屢屢可見的“呂氏曰”即引自呂本中《春秋解》。李先生說：
據筆者統計，今本《春秋集解》收錄“呂氏”即呂本中的解說多達106條，當輯自呂本中《春秋解》。這106條是了解研究呂本中《春秋》說的基本資料。失傳的呂本中《春秋解》將可由此得以部分恢復。[2]（P37）
李先生說“呂氏”即呂本中，其解說“當輯自呂本中《春秋解》”，所言甚是，不過並沒有揭示具體的證據，究系推測之辭，筆者下面通過堅確的材料來完全證實這一推斷。
據汪氏《纂疏》卷首《引用書目》，《纂疏》徵引了呂本中《春秋解》，書中稱“呂氏曰”者即是。考汪氏《纂疏》引呂本中《春秋解》佚文凡二十四條，其中十二條在今傳《春秋集解》中有對應的解說。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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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汪氏《纂疏》所引呂本中《春秋解》佚文 |
合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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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傳《春秋集解》有“呂氏曰”對應者 |
桓16-2；莊4-1；莊22-6；文15-2；宣1-4；宣16-3；襄25-7；昭25-8；昭32-5；定1-5；定4-3；哀12-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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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傳《春秋集解》無“呂氏曰”對應者 |
莊14-3；莊19-3；莊28-4；莊31-6；宣8-3；襄27-5；襄28-7；襄30-4；昭22-5；昭31-4；定1-3；哀13-12； |
12 |
說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18]於每條《春秋》經文皆有序號標記，頗便查檢，兼之流傳廣泛，故今據此書標錄汪氏《纂疏》所引呂本中《春秋解》佚文條目。如桓16-2，表示桓公十六年第二條經文，汪氏《纂疏》引有呂本中《春秋解》佚文，依此類推。論者可據此表覆按查覽，後文亦仿此。
比較汪氏《纂疏》所引呂本中《春秋解》佚文與今傳《春秋集解》所引“呂氏曰”，二者文辭基本相同。茲略舉數例對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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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纂疏》所引呂本中《春秋解》 |
今傳《春秋集解》所引呂氏曰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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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16-2：桓公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
卷六引呂氏曰：會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6]（P154） |
卷四引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世之亂，無復禮文也。[19]（P88） |
二者字詞全同，唯《纂疏》所引文有刪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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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22-6：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
卷九引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6]（P215） |
卷六引呂氏曰：齊遇公違禮，公如齊失義。春秋之世，君臣上下有意于善者蓋少矣。[19]（P130） |
二者文辭不同，當系所引截取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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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16-3：宣公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
卷十八引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6]（P468） |
卷十六引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謹書之。[19]（P314） |
二者字詞全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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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25-8：昭公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
卷二十六引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6]（P670） |
卷二十六引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19]（P496） |
二者字詞全同，唯《纂疏》所引稍有刪略。 |
從上述材料可知：其一，汪氏《纂疏》所引呂本中《春秋解》與今傳《春秋集解》“呂氏曰”對應之文，雖或有文辭之刪略更改，但絕大部分字詞基本相同，顯然出於一人之手，可以斷定今傳《春秋集解》之“呂氏曰”與汪氏《纂疏》所引同出一源，即呂本中《春秋解》。只有莊22-6一條，汪氏《纂疏》所引文辭全不同於今傳《春秋集解》，應該是各自從《春秋解》徵引了不同部分的緣故。其二，汪氏《纂疏》所引二十四條《春秋解》佚文中，有十二條在今傳《春秋集解》沒有對應解說，這說明汪氏所引並非轉引自今傳《春秋集解》之“呂氏曰”，而是直接引自呂本中《春秋解》。從汪氏《纂疏》卷首《引用姓氏》及所引二十四條《春秋解》佚文可以斷定，今傳《春秋集解》之“呂氏曰”雖然多達一百餘條，也沒有將《春秋解》全部論說悉數徵引。探究今傳《春秋集解》的作者與流傳，還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即《玉海》和《文獻通考》著錄呂本中《春秋集解》為十二卷，與今傳三十卷卷帙不同，而且陳振孫說《春秋集解》十二卷“采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也與今傳《春秋集解》多引“呂氏曰”似相矛盾。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呢？《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云：“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為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為然。”[20]（P219）認為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不過是卷帙分合之異，內容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四庫館臣對陳振孫所言“卻無自己議論”與今傳《春秋集解》多引“呂氏曰”的矛盾沒有作出具體解釋。筆者認為，這種矛盾記載存在兩種可能，一是陳振孫所言不確。呂本中在《春秋集解》中分明以“呂氏曰”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陳氏說“卻無自己議論”，也許只是偶然失察的疏誤。但這種可能性找不到直接的證據，因《春秋集解》宋本早已不傳於世，無法質諸原本來證明陳振孫所言有誤。還有一種可能是陳振孫所言為實。呂本中《春秋集解》存在過十二卷本，這個十二卷本“采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也就是說沒有“呂氏”自己的論說，全系薈萃他人之說，之後流傳過程中方補入了“呂氏曰”，增加了內容，並形成了三十卷本。李先生說：
對照三十卷本，可以知道，兩者的性質、體例和大部分內容是一樣的。這是基本的一面。兩書的共性是主要的，完全可以納入同一系列。但兩者又有不同，存在不可忽視的區別。首先，量上有多少的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其次，除了卷帙的多少之外，在內容上也有差異。最顯著的差異是，十二卷本沒有三十卷裏的呂本中、呂祖謙兩家。陳氏“卻無自己議論”一句，表明沒有舉列“呂氏”、“東萊呂氏”，絕非一時疏忽漏舉，而屬實際情況。在沒有其他直接反證出現之前，陳氏的著錄不能隨意否定，應予信從。[2]（P36）
筆者雖不認同李先生說的“兩書著作人均為呂祖謙”，[2]（P36）但李先生關於《春秋集解》存在十二卷本和三十卷本，“十二卷本先於三十卷本成書”[2]（P36）的推論還是有相當道理的。筆者認為，三十卷本雖然是後人在十二卷本基礎上增補了呂本中自己的《春秋解》論說，但這兩種本子就其原作者而言都應該說是呂本中。至於增補者為誰，今已無從得知。有無可能如納蘭性德《呂氏春秋集解序》所說：“或居仁草創而成公增益之者與？”[21]（P286）應該說無此可能，因為呂祖謙另撰有《春秋集解》，曾為宋元諸儒徵引，與今傳《春秋集解》不是一書。
這樣事實真相就比較清楚了，呂祖謙確實撰有《春秋集解》（曾被程端學稱為《春秋集說》），但後來亡佚不傳。呂本中撰有《春秋集解》和《春秋解》兩種著述，而《春秋解》後來也亡佚不傳。今傳《春秋集解》是呂本中的著述，曾經後人的增補，加入了呂本中《春秋解》的論說，並析十二卷之書為三十卷。大概由於呂本中和呂祖謙本來各自撰有《春秋集解》，而二人又皆有東萊之稱，易致混淆，加之傳刻久遠，以及呂祖謙《春秋集解》的逐漸失傳，呂本中《春秋集解》遂與呂祖謙之同名書相混，終致張冠李戴，誤題作者之名。諸家目錄中只有朱彝尊《經義考》著錄了呂本中和呂祖謙《春秋集解》各一種，《經義考》卷一八四云：“呂氏本中《春秋集解》。《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存。”[22]（P949）又卷一八七云：“呂氏祖謙《春秋集解》。《宋志》三十卷。未見。”[22]（P962）除了說呂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出於《宋志》系訛誤（當作《玉海》或《文獻通考》）外，這是關於兩種《春秋集解》最為正確的記錄。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八說：“按此書竹垞兩載於此卷內，一以為呂本中，一以為呂祖謙，蓋誤複耳。”[23]（P259）其實乃是未達真諦的誤說，沒有認識到呂本中和呂祖謙兩人本來就各自撰有《春秋集解》，呂祖謙《春秋集解》不過已經失傳不得見而已。
明末金玉節《呂祖謙春秋集解序》曾提到了呂祖謙《春秋集解》，其云：
予家藏書甚富，自先祖九疇公搜羅益廣。《春秋》凡百餘種，而東萊呂氏之書有二：一為文清公本中，一為成公祖謙。文清則《春秋解》二卷，成公則《集解》三十卷。二書皆《宋藝文志》所載，而予家皆有之。[24]（卷169，P12）
由此可知呂祖謙《春秋集解》與呂本中《春秋解》蓋至明末猶未亡。但筆者頗疑金玉節家所藏《春秋集解》是否真即宋元諸儒援以為據的呂祖謙《春秋集解》原本。金玉節乃明末人，而清初納蘭性德編《通志堂經解》、朱彝尊撰《經義考》時已稱當時將呂本中《春秋集解》誤題呂祖謙，則金玉節家所藏題名呂祖謙的《春秋集解》是否真系呂祖謙之書，殊為可疑，或系呂本中《春秋集解》而誤題呂祖謙者歟？因金玉節僅籠統而論，不言具體內容，單憑此序，尚無從判斷此書到底為誰之著述。納蘭性德編《通志堂經解》時已無法獲取呂祖謙《春秋集解》之善本，云：“倘獲善本，有陳和父《序》者，予之疑庶可以釋矣。”[21]（P286）朱彝尊《經義考》著錄呂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亦注曰“未見”，可見至遲在明末清初呂祖謙《春秋集解》已難得一見，時至今日更渺然無可尋。
考察今傳《春秋集解》，值得注意的是，正文除徵引“呂氏曰”102條外，還徵引了“東萊呂氏曰”3條，雙行小注中也徵引了“東萊呂氏曰”和“呂氏曰”各3條。茲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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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今傳《春秋集解》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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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引“東萊呂氏曰” |
莊2-2；莊2-3；莊11-3； |
同條之下，今傳《春秋集解》不引“呂氏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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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注引“東萊呂氏曰” |
隱5-4；隱6-1；桓7-2； |
桓7-2，今傳《春秋集解》正文引“呂氏曰”，然所解與小注引“東萊呂氏曰”無關。其他二條不引“呂氏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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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注引“呂氏曰” |
成18-5；昭8-6；昭31-2； |
同條之下，今傳《春秋集解》正文不引“呂氏曰”。 |
從上表來看，今傳《春秋集解》小注所引3條“呂氏曰”的同條正文之下沒有“呂氏曰”，筆者疑小注所引這3條“呂氏曰”本系正文，今傳本乃自他本補入。關於“東萊呂氏曰”，李先生說：“今本《春秋集解》收錄‘東萊呂氏’即呂祖謙的解說有6條，雖只有6條，但十分重要。這應是後人倉促續補留下的明顯痕跡。”[2]（P37）李先生所言“東萊呂氏”即呂祖謙的解說有6條，是就正文和小注綜合而言的。通觀今傳《春秋集解》引“呂氏曰”，凡一百餘條，而此數條則稱“東萊呂氏曰”，多寡懸殊，頗與之相異，極不協調。如果後人增補呂本中《春秋集解》真要收錄呂祖謙之論說，似不至於僅僅載錄此數條。而且，正文和小注徵引“東萊呂氏曰”的同時，正文都沒有出現“呂氏曰”，③故筆者頗疑此數條“東萊呂氏曰”來歷有問題。
其一（莊2-2）：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今傳《春秋集解》卷五引東萊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者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於越然。”[19]（P97）按，此“東萊呂氏曰”文辭全同陳深《讀春秋編》卷三所引“呂氏曰”，[25]（P534）而《讀春秋編》所言“呂氏”指呂本中，“東萊呂氏”指呂祖謙，可見此條本系呂本中論說，今傳《春秋集解》誤增“東萊”二字，遂訛為呂祖謙之說。其二（莊2-3）：莊公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今傳《春秋集解》卷五引東萊呂氏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為之服大功之服，大功之服則是以姊妹之服服之也。違禮忘讎，於是為甚。春秋之世，君臣上下能少自立者幾希矣。”[19]（P97）按，此條找不到相對應的呂本中、呂祖謙解說，但從“春秋之世，君臣上下能少自立者幾希矣”一句與今傳《春秋集解》卷六所引呂氏曰“春秋之世，君臣上下有意于善者蓋少矣”[19]（P130）文辭多同，句法一致來看，此條似亦本當作“呂氏曰”，傳刻誤增“東萊”二字者。其三（莊11-3）：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今傳《春秋集解》卷六引東萊呂氏曰：“諸國告則書，其顯然為眾所知者，亦不待告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特取一二甚者以為世戒也。”[19]（P115）按，此條與程端學《春秋本義》卷七引“東萊呂氏曰”文辭相同，確系呂祖謙之說。
由此可見，今傳《春秋集解》正文所引“東萊呂氏曰”三條，並非李先生所言皆系“呂祖謙的解說”。莊2-2條本當作“呂氏曰”，今傳本乃系傳刻偶誤。莊2-3條亦似傳刻偶誤。實際上，確系呂祖謙之說者僅莊11-3一條。筆者認為正文中的這孤零零一條“東萊呂氏曰”當系傳刻過程中偶然誤入了呂祖謙之說。至於小注所引三條“東萊呂氏曰”，筆者尚不得其解，難以判斷此三條究竟是本系呂本中之說而誤增“東萊”二字，還是傳刻中偶然誤入之呂祖謙論說？謹以獻疑，祈方家有以教我。
注釋：
①按，李解民先生引《文獻通考》著錄“《春秋集解》三十卷”，[2]（P31）誤，原文本作十二卷。
②按，汪氏《纂疏》引此“東萊呂氏曰”出自朱熹《詩集傳》卷十，而《詩集傳》所引又略同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之朱氏曰，大概是二人共同的意見。
③按，小注中之桓7-2條，正文雖引“呂氏曰”，但所解與注文所釋榖伯綏、鄧侯吾離二侯來朝無關，而是解釋此年不書秋冬之義，因此實際上與小注所引“東萊呂氏曰”無關，不過系在此年末條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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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本文原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1期。
[作者簡介] 黃覺弘（1970—），男，湖北石首人，文學博士，江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主要從事《春秋》經傳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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