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超越”——灵魂的安顿之所
人的存在是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统一。人的存在与价值是有限的，也只能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作为精神的存在，注定要摆脱现实（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对自我的束缚，在精神的层面追求永恒的价值。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而且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和现实问题又相差无几，因此，“天国”问题在中西方哲人的灵魂深处始终徘徊不已。
在西方哲学中,超越与内在、天国与人间、现象与本体往往是截然二分的。而中国哲学则更强调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宗教的相即不离。方东美先生指出：“我以‘超越形上学’一辞来形容典型的中国本体论，其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于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摒斥了单纯的二分法；更否认‘二分法’为真理。”[1]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总是把形而上、形而下贯穿起来，衔接起来，将超越的形上学再点化为内在形上学。儒家中人不管道德成就多高，还必须‘践行’，把价值理想在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2]方东美主张用“内在超越”的概念说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那么,如何解释中西哲学同主张“精神超越”,但在理论形式上却又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呢?这不能不追索到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层。
二、境界的形而上学与实体的形而上学
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双方对“形而上”的理解有所差异。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只具有观念或原理的意义,是实体的形而上学。它与“形而下”相对,构成了本质与现象的对立。这种观念决定了西方人把外于人的世界仅仅当作认知对象,通过对现象的分析进而把握本质。因此,西方哲学很重视认识论。认识论与价值论有不同的功能,它只能说明“事实”,给人提供知识,但不能提供“意义”,不能解决人的灵魂的安顿或精神、情感需求问题。于是,西方人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宗教。因此,人必须通过自我赎罪的方式,才能拯救灵魂,实现精神的超越。
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则不然,它是形成于人的经验直觉。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实践的和“了悟”的。张岱年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时,认为中国哲学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3]。这一“了悟”的对象当然是形而上的“道”,只有经验的“了悟”才能达到对道的把握。只有对形上之道的觉悟才可以说是对形而上的学,也才可以达到形而上的境界，这正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是一种内向性的自反思维,而且决定了它是一种以精神境界为目标的价值思维,必然是立足于现实追求精神超越,以及主张内在的自我超越,而不是脱离现实到彼岸天国去追求外在精神超越。
三、天道与人道的关系
西方哲学家贝克莱那里，有“存在即被感知”说，但他的理论是属于认识论问题，他的目的是解决认识的本质或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则不然,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天道,而是从价值论、主体论的角度理解天道。中国传统哲学并不否认天道的实在性,但强调天道与人道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按照中国传统哲学这一观点，离开了人道，天道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可见,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提出了天道问题,但其根本目的是以天道的必然性来证明人道的必然性,以天道的合理性来确定人道的合理性。
儒家一向很重视“诚”。孟子、《中庸》作者首先提出了“诚”的观念。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庸》的说法与孟子略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事实上,诚涵至善之义,它乃人之德或人之所以为人者。所谓“思诚”、“诚之”,无非是说,人应该效法自然,把天之诚当作人之诚,把天之德视为主体内在之德,实现与天合一的精神境界。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说,老子宣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显然,儒家是站在人之“仁”德的角度理解天人关系,而老子则是站在超“仁”的角度理解天人关系,归根到底,老子是以人之“不仁”反观天之“不仁”,又以天之“不仁”论证人必须“不仁”。
在西方人那里,在宗教层面上甚至在某些哲学家的思想上都表现为超现实的价值思维倾向。如,柏拉图就认为,肉体存在是灵魂的监狱。按照这种观点,人要解脱自我,就必须脱离尘世罗网,需要摆脱肉体生命的羁绊,表现为出世主义的倾向。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历来主张在现实人生中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
四、“精神超越”的会通点
中国传统哲学视天道为人道,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一个东西,因此,就对“精神超越”的追求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无需求助于上帝对灵魂的拯救。“上帝”就是主体自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属于这一思维类型。
先说儒家。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以精神境界作为主体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超越的思维特点。再说道家，老子提出“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的哲学命题。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自我进入一种本体境界,获得了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佛家也不例外。佛教哲学很重视“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心”的外现,所谓“一切唯心所现”。把自识本心和自识自性看成是证成佛境的根本方法。
儒、道、释三家无不主张通过内在精神超越的方式克服主体自身的局限,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归宿。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异于西方哲学而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模式。
反观西方。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巴门尼德之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事物乃至世界本质的探索混淆了“存在者”和“存在”。对于“存在”的理解，海德格尔已不同于以往的哲学。以往的哲学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任何东西归根到底都有一个共通点：都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但最高的类却与一般的类不同，因为存在是包罗一切的，无法针对任何其它族类区别自身。海德格尔意在解决人们的精神困惑,在此岸的世界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实有异曲同功之妙。
由于儒道哲学的非宗教特征,使得它的形而上学完全是人生在世的境界式的,它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依托处,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也正是中西哲学重视生命超越性和回归性的会通点。一种大观照、大智慧、大运作的精神实践活动,为解决当代西方哲学理性何以规定经验、经验何以掌握整体的两难境地，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严重冲突，理性与情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与日俱增的矛盾，提供了一个上乘的答案。同时,这也给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超越和价值理想的更新和拓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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