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漫天妖祲、七聖途迷之日，獨能不隨時俗而轉移，不為權勢所屈服，讀書治學，不負神明，抱道窮居，死而後已，舍義寧陳寅恪先生其誰歟！先生識見之高、學問之博、操守之潔，又豈並世名流，若績溪之胡、紹興之周，今日蚩蚩之氓以神聖視之者，所能望其項背哉？寡學淺識如澂者，不足窺先生之學問志業於萬一，然十餘年來，先生文集，常置案頭，誦讀之餘，偶有所獲。玆以一得之見寫成札記如干篇，以就教於世之有道君子。又，昔年初讀先生詩，頗多棖觸，因賦七律一首，不揣淺陋，抄錄於下，以識緣起，亦冀方家見而正之。 

讀陳寅恪先生詩存，感風雲之變幻，哀先生之志事，爰賦一律：      

       儒墨紛綸計已疏，更堪一擲賭贏輸。

       登場傀儡參軍戲，窺器龍蛇伏莽初。

       大盜終能移國命，纖兒誰識好家居。

       颷囘霧塞[2]蒼天死[3]，杜宇魂歸泣血餘。 

（一）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寅恪先生〈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曰： 

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治論學，迥異時流，而迫於事勢，噤不得發。因讀此傳，略書數語，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當知乃翁此時悲往事，思來者，其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云，以元祐黨家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寒柳堂集集》，第150頁） 

此文作於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孟夏，日本投降前夕，時先生五十六歲。其口氣之鄭重，大有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可知這段話決非一時憤激之言，而是目睹五十年來種種事變，以及八年間飄泊西南、備嚐困苦艱難之後，對中國近世變遷所作的沈痛反思。“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二語，可說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一“新”一“迂”，兩相對照，即早年贊許晚清以來的變法運動，晚年則同於涑水迂叟，不輕言改作，而以厚人心、淳風俗、榮民生為重。

       在這段話的前面，先生還說： 

自戊戌政變後十餘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新會所嘗目睹，以助當政者發令而解散之矣。自新會歿後，又十餘年，中日戰起，九縣三精，飆迴霧塞，而所謂民主之論，復甚囂塵上。 

“所謂民主之論，復甚囂塵上”，正是指抗戰後期各黨派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施民主政治一事，寅恪先生以之與民國初年開國會，“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事相提並論，言外之意，至為顯明。在當時所謂進步分子看來，真是“固哉，今日之迂叟”也。爾後事態的發展，卻被西安生不幸而言中。逆轉的車輪，更一發而不可止。繼“政治協商”之後，内戰起，“赤化”成，極於曠古未有的丙丁紅羊之劫。數億生靈，為“無產階級專政”一網大盡。昔日的“民主鬥士”，為免“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險”，[4]只能“夾起尾巴做人”，[5]俯首帖耳，“以順為正”。[6]以英雄之概始，以妾婦之道終。世事之弔詭，莫過於此。

寅恪先生雖然不贊成當時甚囂塵上的“民主政治”之論，但絕不引“黨家專政”為同道。民國三十八年己丑夏所作長篇七古〈哀金圓〉有句云： 

       黨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梁棟摧。

       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7] 

判定國民黨二十餘年專政，以一敗塗地收場，主因在於民怨，而民怨之積，則在於當局以集權為重，以聚斂為亟，以致民生每況愈下。由此可以看出寅恪先生論治的兩個宗旨，即民生與人心。

       先生論治宗旨，本有家學淵源，其尊人散原老人（三立）在作於清末的〈感春〉詩五首之三中感歎說： 

       國民如散沙，披離數千載。近儒合羣說，嘵嘵強置喙。

       日責愛國心，反脣笑以鼻。疴癢本非我，我愛焉所寄。

       生今探道本，亦可決向避。天地有與立，綢繆非細事。

       吾尤痛民德，繁然滋朋僞。東掖躓於西，寧獨窒厥智。（《散原精舍詩》卷       上，民國十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第67頁） 

在作於牧民初的〈留別墅遣懷〉之四中又說： 

       金陵兵戈後，凋瘵尸拊循。流亡得暫歸，猶自連嚬呻。

       醯鹽買長市，但見邏騎陳。奸偷足破寐，益使驚四鄰。

       誰更慮旱潦，丁此生不辰。日狃牛毛令，割剝垂死鱗。

       新猷非吾事，顱趾同所親。坐視供摶弄，遑云風俗醇。（上書續集卷中，第   44頁） 

二詩大意謂：任教民之責者只解嘵嘵強聒，而不知如何化民成俗；負牧民之責者但務下令如牛毛，騷擾刻剝，於細民疾苦漠然不顧；民生何由以豐，風俗焉得而醇。  散原老人在清季亦倡變法，但其變法思想與康南海截然異趣。寅恪先生〈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論及清季變法者不同之二源云： 

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羣欲得殺之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第149頁） 

其時言變法之士，一派以康有爲、譚嗣同為代表，以今文公羊學附會孔子改制，主張速變全變；[8]另一派以郭嵩燾、陳寳箴、三立父子為代表，以為中國之大，非一時能全變，先須有一穩固的中央政權，以一省為楷模，然後漸次推行及於全國。[9]亦即一取激進的烏托邦主義，主張以某種先行設定的改革藍圖即時強行實施於全國；一取漸進的實用態度，主張根據實際情形，折衷中西新舊，逐步推廣改革。

       寅恪先生受乃祖乃父的熏陶，幼年即習聞於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中的議論，[10]而且所受朱氏的影響至老不衰。先生一九五四年一月所作〈答龍榆生〉二絕句之二云： 

       空耗官家五斗糧，何來舊學可商量。

       謝山堇浦吾滋愧，更愧蓉生闢老康。（《陳寅恪詩集》，第83頁） 

其時正是迫使知識分子就範的所謂思想改造運動以及一舉括盡天下田畝的所謂土地改革運動之後，寅恪先生對新朝的譏刺和憤激之情，躍然於楮墨間，因越出本題範圍，玆不贅述。但此詩足可證明，先生的思想與朱蓉生頗有淵源。除駁斥康南海公羊改制之說外，《無邪堂答問》中還有一點極可注意，即朱氏頗留意於海通以來的内地民生問題：海通以前，内地諸省，十室之邑，多有千金之家，窮民賴以有濟，如今則財富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内地日益蕭條，至為可慮。寅恪先生對此當有同感，所持五十年來退化之說，據以衡量的標準之一，即是民生之瘁。而這和秉鈞者無深謀遠慮，不顧及内地食貨及小民生計大有關係。作於民國三十一年壬午的〈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第144-145頁）云：“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主張開發西北，除著眼於鞏固邊防外，平衡東西差距，改善内地民生，充實綜合國力，當亦在考慮之内。由此可見，寅恪先生詩文中所不時流露的憂傷與感喟，不是“帶有遺少（或遺老）氣息”之類的話所能解釋，[11]其中實含有對中國前途至深的憂慮。

       寅恪先生論治的另一標準，是人心之厚薄。〈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云： 

憶洪憲稱帝之日，余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醜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喪，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先生顯然服膺《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說。在先生看來，若是廉恥喪而人心死，則不論制度如何，無法保證社會的正常運作。在這一點上，陳先生是近於司馬光而遠於王安石。

       當時中國社會的重心仍在士大夫。士夫的言論與行為，對社會有莫大的影響。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自敍中說： 

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絕蕝，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為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尚志，所為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 

鼎甫以為，士大夫必須守住常道或“經”（即禮義廉恥等社會基本道德，或顧炎武所倡的“行己有恥”，孟子所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亦為此意），否則不論為學是漢還是宋，祇會有害於社會。寅恪先生的看法，當與此相似。早在民國八年，他就對摯友吳雨僧（宓）這樣説道： 

孔子嘗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關擊柝者流，孟子亦盛稱之。又如顧亭林生平極善經商，以致富。凡此皆謀生之正道。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道德學問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教員等，決不能用我所學，祇能隨人敷衍，自儕於高等流氓，誤己誤人，問心不安。至若弄權竊柄，斂財稱兵，或妄倡邪説，徒言破壞，煽惑衆志，教猱升木，卒至顛危宗社，貽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為矣。[12]（按：己丑以後，“謀生之正道”絕，士若不倚學問以謀生，惟有飢寒而死耳。此現代專政之所以為昔日帝王所望塵莫及者也。） 

    徐澄宇（英）[13]在《歸納》雜誌[14]第一期（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發表〈論近代風俗〉一文，痛詆當時士風，摘錄如下: 

比年以來，士氣不伸，直節多忤，品流不分，名實蕩然。冗末之材，凡瑣之輩，擅鄧通董賢之寵，挾陶朱猗頓之資，咸肆志於清流，妄參乎時彥。共獵津要，爭登顯途。賄賂公行，淫僻肆放。復有卑污庸沓之類，望塵下拜於閹竪之門，屈節奔走於權倖之室。乾兒義孫，挈妻女以薦人枕席；盟兄把弟，飾姊妹以邀其寵祿。名節掃地，無復忌憚。乃亦侈然自肆曰：“我適應新時代之潮流也。我新時代之領袖也。”一人導之，舉世從之。放決橫流，盈乎四海。盡天下機變之巧，極人間無恥之尤。笑駡不足惜，高官不可不為。國亡不足憂，厚祿不可不爭。教淪於下，政荒於上。官僚滿市，政客盈朝。寖假以學校為政爭之域，以教育為仕宦之梯。庸奴操持，教授不必真材；利慾熏心，士子不復悅學。（第4頁）[15] 

    與澄宇相比，寅恪先生語調要蘊藉得多。但是對於當世士風的批判，則並無二致，調和中西新舊的主張，亦大體相近。（徐氏在上述文中說：“海運初通，西說東漸，一二封疆大吏，則銳意革新。而俗異今古，地隔東西，風教相阻，民情相繆，新故相反，前後相觸。維新者浮，守舊者拘。取粗棄精，襲貌遺神。未收調和之效，先貽扞格之譏。”[16]）可知除“全盤西化”派與“文化守舊}派以外，當日知識界中另有一羣人，並不抽象地談論中西文化或哲學系統之殊異，而是以人心風俗為先，主張折衷新舊，務切實際。

    在寅恪先生看來，中國歷史上人心風俗之所以能維繫，在於綱紀之說。然而近數十年來，“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恃外來學説之掊擊，而已銷沈淪喪於不知覺之間。”[17]但是先生決不是絕對的歷史決定論者，在先生看來，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18]因而“空文”可以有補於治道，亦即人心學術與政治社會有交互作用。遲至甲辰（1964）夏五月，先生還在〈贈蔣秉南序〉中聲言： 

歐陽永叔少學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瓌寶。孰為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蔣子秉南遠來問疾，聊師古人朋友贈言之意，草此為貽，庶可共相策勉云爾。（《寒柳堂集》，第162頁） 

當時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密鑼緊鼓，“四清”工作隊遍布南北各地城鄉，大批知識分子則趨時惟恐後，紛紛“俗學阿時似楚咻”，[19]而先生依然堅守其信念，“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絕不動搖，且與其弟子蔣秉南（天樞）以此“共相策勉”。確如吳雨僧先生在辛丑（1961）八月三十一日日記中所說，“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絲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20]

    “決不從時俗為轉移”，在“跟隨時代不斷前進”者口中，便成了“與現實生活不協調”。[21]在“無產階級專政”遍及生活一切方面的社會中，要與現實生活“協調”，祇能是今日刮東風，便說東風好，明日吹西風，又說西風妙；今天“反擊右傾翻案風”，便鳴鼓攻“右”，明天“批極左思潮”，則舉旗反“左”；今天鄧小平倒臺，便痛斥“白貓黑貓”論，明天“四人幫”被逮，又大罵其“白骨精”。若非如此“楚咻阿時”，且赴機迅疾，捷足登先，又焉能與風雲詭譎之“現實生活”協其調乎？一句話，在“春秋舊說今皆廢，獨諱尊賢信是真”（寅恪先生〈春秋〉詩，作於1952年，見《陳寅恪詩集》，第76頁）之世，要“與現實生活協調”，必須毀父母，鬥師長，隨勢利為波流（“尊賢”者，尊勢也），委廉恥如禪蛻。但是對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寅恪先生來説，人生而為此，“毋寧死耳”。[22]此“迂叟”之所以為迂也。 

（原載《鵝湖》第二五六期，一九九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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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札記所用《陳寅恪文集》七種，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至1982年刊本。

[2] 先生〈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有“九縣三精，飆迴霧塞”之語。

[3] 先生〈南朝〉詩有句云：“蒼天已死三千歲”。

[4] 寅恪先生論及清初統治曰：“蓋建州入關之初，凡世家子弟著聲庠序之人，若不應科舉，即為反清之一種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險。”（《柳如是別傳》，第1118-1119頁）先生〈陳述遼史補注序〉曰：“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巾箱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迴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復有不可甚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豁然心通意會。”（《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34頁）先生正是取十餘年來“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故對清初士人進退去就所以然之故，能心通意會。

[5] 毛澤東屢次警告知識分子，不要“翹尾巴”。顯然以“走狗”視之。言下之意是：你們既吃我的飯，就只能“夾起尾巴”，任我叱吒，否則莫怪主人無情。

[6] 孟子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滕文公下〉）

[7] 《陳寅恪詩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59-60頁。按：此書乃迄今收錄先生詩最完備者。前此所刊諸詩，有因違礙而改動者，皆已復原。不足處是頗有排印錯誤。有關先生對國民黨的態度，參看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86年增訂版，第57-59頁。

[8] 有關康有為以公羊學附會孔子改制，主速變全變之說，以及朱一新反駁之論，參看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689-692頁；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653-660頁。

[9] 《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殘帙，載《寒柳堂集》，第181頁。

[10] 《無邪堂答問》有光緒二十七年朱氏家刊本及臺北1969年影印本。（2000年，北京中華書局有呂鴻儒、張長法點校本。——壽澂附職。）

[11] 胡適曾說寅恪先生帶有“遺少”氣息。深通詩詞的王季思教授亦以為，寅恪先生詩中“帶有滿清遺老的氣息”。見所著〈我們如何借鑑陳先生〉，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56頁。

[12] 載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八日《雨僧日記》，轉引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9頁。吳雨僧按語曰：“今之留學生，明此義者甚鮮。”

[13] 徐澄宇，漢川人，歷任安徽、復旦諸大學教授。著有《通鑑札記》、《詩經學纂要》、《論語會箋》、《國學大綱》、《徐澄宇論著集》、《天風閣集》等。己丑以前，於康、梁以下近世名流無不醜詆，語多憤激。以詩名世，一宗唐風，不喜近人之為西江派者。其夫人寧鄉陳秀元家慶亦以詩詞名，詞尤勝，有《碧湘閣集》行世。1960年代初，澄宇以言獲罪，被判無期徒刑。1978年釋出，不久即下世。

[14] 此雜誌創於上海，徐澄宇任總編輯，伍劍禪為總理事。發起者有張爾田、黃侃、吳梅、孫德謙、高步瀛、謝無量、吳宓、張耀翔、林損、伍非百諸人。其宗旨為:：“闡揚國學，融會新知。解蔽救偏，匡謬正俗。抑邪説，正人心。端風俗，倡氣節。”内容分學術、文章二門。僅刊二期而止。所刊有黃侃〈日知錄校記〉、章炳麟〈黃季剛日知錄校記序〉、陳黼辰〈列子通論〉、王蘧常〈曾文正公著述考〉、朱大可〈尚書今古文通釋〉、伍劍禪〈勝論學派之原起及其經典之譯傳〉等。

[15] 按：徐所論當時士風，可與錢鍾書之《圍城》參觀。

[16] 胡樸安的見解亦與此相近，其《儒道墨學説》（民國三十二年安吳胡氏樸學齋刊）自序曰：“嘗謂生活是人生最密切之事。學術是個人之生活，政治是大衆之生活。生活之存在，當合空間時間以計之。新者祇有時間而無空間，縱極其歐美化，終不免為中國現代之外國人。一切措施，必於空間有所窒礙也。舊者祇有空間而無時間，縱極其唐虞化，終不免為現代中國之古代人。”

[17] 見〈王觀堂先生輓詞序〉，《陳寅恪詩集》，第11頁。

[18] 參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第81-83頁。

[19] 2甲辰四月贈蔣秉南教授〉七絕之三云：“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綿綿死未休。”《陳寅恪詩集》，第124頁。

[20] 轉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8頁。

[21] 寅恪先生弟子、中山大學教授胡守為在論述其師的文章中屢次說這句話，如作於1988年的〈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一文中說：“他寫《論再生緣》，借作者陳端生的遭遇懷自己身世，亦與現實生活顯得不協調。”《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第96頁。

[22] 見〈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