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是两岸学者合作的里程碑。比起之前的许多关于近代史、民国史的著作，这套书在科学性、客观性、全面性、公正性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推进，尤其在建立史学共识上有重大的进步。可以说，它见证了两岸30年学术交流的历程。2016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邀请众多的参与者齐聚一堂，探讨如何以此为起点，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与出版合作。 

　　——编 者　　　　　

　　部分出席嘉宾：

　　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黄克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吴景平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 群 （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王建朗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主编）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两岸合作的里程碑

　　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始于2010年，有这样一个背景：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步伐也已迈出20多年，进行这类学术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

　　两岸学术交流从第三地（美国或日本）交流、大家怀着互相提防的心情，到后来逐渐大家达成理解，再到今天比较融洽，这里面有很多故事，令人感触良多。本书序言里引用了陈三景先生的一段话，从最初相遇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后来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显示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两岸学术的相互交流，呈现的结果是一些研究成果已经相当接近。

　　黄克武：这本书是一个两岸合作的里程碑。书里面充满了两岸学者之间相互的影响，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见证了海峡两岸30年学术交流的历程。

　　2015年“习马会”时，习近平指出，两岸双方应鼓励两岸史学界携起手来，共享史料、共写史书。近30年可以说是史料爆炸的时代，近代史方面出现了非常多新的史料，两岸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这套书，光看注解就可以发现，里面对于新史料的开发是最重要的特色。史料是最基本的，以史料为基础，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新史料的开发，让大家都有机会去了解历史相当多细致的面相。

　　杨天石：比起我们以前见过许多关于近代史、民国史的著作来说，这部书在科学性、客观性、全面性、公正性四个方面都有重大的推进。尤其在建立史学共识上有重大的进步。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写史书，写什么呢？我想大概不是主要写分歧，而是要写对于历史共同的认识。应该承认，几十年来，两岸的历史学在不同的道路上分别发展，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话语系统，这四本书在建立两岸历史学的共识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从这个角度说，两岸近代史学者做了一件大有益于民族、大有益于国家的工作。

　　黄兴涛：这套书真正体现了两岸学者相互学习，“不同而和”。举例来说，这里面晚清的民族主义是沈松侨先生写的。他很注意地把大陆所写的成果全看了，我们已经发表过的大陆学者的不同观点，他全部引用了，但是他最后还保持了他自己的见解，还是强调建构性。

　　修订完善的空间很大

　　杨 群：这套书也留下了一个缺憾。我们原来构思是60位作者，最终参与的是57位，含大陆34位学者、台湾21位学者、香港2位学者，有几块内容是很重要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会争取在修订时把它完善起来。

　　王建朗：这本书的作者都是目前在一线工作的“中生代”学者，每一位都是他所撰写的课题领域研究中的佼佼者。

　　这部著作不像通常的教科书完全按时段、按事件一一道来，除了通史性的架构，还有一个专题性架构——把整个近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学术发展做了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展现。当然，这种架构之新，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的——如果两岸学者坐下来像日常写教科书一样来做的话，工作量太大了。因此，著作基本上以个人研究为主体。

　　汪朝光：专题研究的方式，导致这本书在全面性上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晚清政治史上卷用三章写新政时期，确实体现了最近十几年以来学界研究的最新的、前沿的学术成果，但是把甲午和戊戌浓缩在一章里，又确实有欠缺。比如民国史的下卷，显然偏向于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时期。其实北洋时期也很重要，大家也很关注，但是只有两章，如果有四五章就更理想一点。

　　解释历史有新意

　　黄克武：这套书在解释历史上面有很大的新意。

　　第一，体现在晚清史的部分，对改革和革命做了更合理的定位。过去是革命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而过去30年来，我们在对立宪派、改革派的研究中发现：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革命派跟改革派共同努力的成功。晚清新政的失败也并不是像过去所说那样，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诚意，而是有历史结构性因素在里面。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论断。

　　第二，对于北洋政府的重新定位，有了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估，北洋政府有它的缺点，但是也有它的成就，特别是在内政、司法、外交方面。

　　王建朗：著作的内容比较新。各位作者都很注重发掘运用新的史料，阐述新的观点，除了个人已有的研究，也注意综合学界已有的研究。

　　近代这100多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革命的年代。如今再回头来探讨，大家能比较科学、比较理性地看待清代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既然它是革命对象就一无是处。对北洋政府政治外交的评价以及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套书得益于改革开放，也得益于时间的沉淀，才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冷静地去看待历史。

　　汪朝光：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是如何把学者的认识普及到民间。在文史哲等人文科学中，历史是一个挺核心的部分，而且是人文科学中最具有本民族主体性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怎么样确立一个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民族主体，其实也是这本书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