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中盛传郁龙余教授刚刚出版了《季羡林评传》一书，我非常渴望尽快看到，先睹为快。他让山东教育出版社给我寄来新书时，我刚刚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学访归来，一见装帧淡雅、大气，还散发着墨香的大16开本的样书，翻看其中的目录，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非常兴奋。季羡林先生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他的学术造诣与影响流露在字里行间。很想将内心不少的共鸣与冲动，写出来与广大的读者分享。

　　评传作者在“绪论”开篇写道：“‘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需要出现预流和引领学术文化思想的大学者时，季羡林风云际会，躬逢其盛，应运而出。他从考据迈向宏论，形成洪纤并重，超迈前人的学术大格局，呈现出脚踏实地而高天流云的学术大气象。他从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东方学奠基人，变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思想界的坐标人物。’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刻地评价他：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羡林评传》第2页）这段文字应该说是当今评论界对季羡林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的最准确、最恰当、最有说服力的评价。

　　《季羡林评传》的内容包括季羡林在印度学、佛学、敦煌吐鲁番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以及作为作家的散文创作成就和他复杂的情感世界。这些方面的表达与书写，离不开这本书的主人公、评传作者，以及诸多相关人物之间的接触与对话；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真实的社会生活。

　　郁龙余在书中的“写《季羡林评传》的目的与原则”一节时，明确地讲述了他的写作原则：一.“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二.“成就说到位，缺失也说到位”；三.“重视现象，不做现象的尾巴”；四.“对传主、读者和历史负责”；五.“不给自己提过分要求”。客观与实事求是地讲，这部《季羡林评传》基本达到了他原来设想中的要求。正如他自己所言：“对今天的我而言，要将季羡林的成就和缺失评价到位，是艰难的努力目标，也是巨大的自我挑战。”“将季羡林现象当作研究对象，透过现象抓住背后的本质，而不是流连、钟情于现象”，这也绝非易事。另外“如何处理好当下和将来的关系，至关重要。处理好这一关系，既是对现在读者和将来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传主季羡林负责”等，都是郁龙余教授写作时的难点。因此，他诚恳地坦言：“知难行亦难。虽有以上认识，在具体行文间，能否时时贯彻，需要刻刻自省，亦需读者方家批评指正。”（《季羡林评传》第637-639页）以我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此言不虚”。因为“季先生是我们时代的镜子，社会的良知，学术的标尺，民族的宝贵财富。”（《季羡林评传》第640页）而郁龙余教授用十年时间，撰写了第一部全面评述季羡林这位世纪老人近百年的一生，实属不易。季老极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深奥莫测的情感世界，晦涩难懂的语言禁区，卓绝前人的学术研究，是晚辈后学难以望其项背的。郁龙余教授自谦说：“不揣谫陋，不顾学力不逮，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开始撰写《季羡林评传》。”其实不然，他生活在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后的季羡林时代的氛围里，并有幸投其门下，又有几十年近距离接触季羡林的机会和亲力亲为的努力，最后勇敢地担当起这一时代的重任，责无旁贷地写出50多万字的《季羡林评传》，这真是中国东方学界的伟业创举，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意义。

　　文章鉴赏与人物品评本来已非易事，对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学术与人品要进行准确、客观的评论岂不更是一件万难的事。对于评传作者郁龙余教授而言，他做了如此艰难的选择，并知难而上的原因，除了要实现自己十几年前对季先生的承诺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季先生学术的追随，对季先生人品的敬畏，以及他个人学者型的思考与探究。因此，他的评传写的颇有文化诗学的色彩，哲理与文采相得益彰，形成一种诗意性的表达，让人赏心悦目。

　　当下，学院派的学人写很感性的人物评传类的文字，大多会受到学界同人的讥讽；评论性的文章若写得很散文化，则又会被学界同人视为异类。因为传统的学院派写作，较注重知识的科学性和逻辑演绎等学理层面的东西，而缺乏感性的陶冶和诗意的表达。有些文章看上去犹如干瘪的肌体，缺乏鲜活的灵性。评论文章写得过于散文化，则又使表达缺乏理论深度与批评力度。只有像郁龙余教授这种智性的作者，才能将二者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抽象化的文字叙述配以具象化的图像，图文并茂，二者浑然一体。据粗略统计，书中有实物、图像扫描58幅，有照片128幅，很多照片都是第一次发表，此外还有变字体引文61处，注释的版式独特，设计新颖，文笔灵活。书中既有历史事实的钩沉，又有社会现实的反思；既有人物的心理展示，又有人物的言谈举止；既有人物写的文学语言，又有活化石般的口述。如此全方位、立体式的描述使一代真实的东方大哲的形象由开始模糊变为逐渐清晰，由平面板滞式的客观描写，移位到灵活多样的立体展示。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谈话和语言，它使人物由死而生，成为一个有语言和思想交流的活体。这样的诗性表达使《季羡林评传》的文字摆脱了八股文风，走出象牙塔，既顶天，又立地，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成为一种较完美的、新型的书写。

　　《季羡林评传》是作者郁龙余教授用春秋笔法为名人立传并评论的一种努力，也是他为寻觅将人物评论立体化，将人物由扁平形象站立起来，成为凸现形象的一种大胆尝试。他在前人写作该类评传的认知系统里千方百计的寻找亮点，从而创新此类写作的一盏明灯。作者努力运用散发着诱人墨香的文字寻找自己与季羡林先生在精神逻辑、形象思维等生活际遇中的某些契合点和一致性。从而在书中找到一种不断反思历史存在与追问未来的激情。它在客观存在与主观分析的层面上，发现了作者与读者都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文学使命，从而进入文化诗学的批评视域，完成了一次二者灵魂的净化与精神的飞跃。正如作者所说：“《季羡林评传》要告诉人们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缺点错误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季羡林。”（《季羡林评传》第48页）

　　评传的作者并没有因为给自己极其尊重的老师写评论，就陷入私人情感的泥淖之中，盲目美化，夸大其词，直接成为其文品与人品的简单的传声筒，也没有在重蹈溢美的赞歌时，失去自身评论的客观真实性，而是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心态和审美距离，勇于向现实中存在各种现象提出挑战，完成人物评传应有的敢于冒犯审美经验的功能，强调自己诗意表达时的独立性。这种勇气在当下人物评传的书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是极其稀缺的精神文化资源。我在写这篇书评时也受到这种气场和氛围的感染。人物评传，尤其是妇孺皆知的名人评传，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主要还在于因为审美距离感造成的某些可能性的推测，但是其中的创造性和典型性也是不容疏忽的。

　　《季羡林评传》的“历史感”，在书中表现得最突出。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评传具有史学意义，不像文学创作，不可虚构。撰写《季羡林评传》，要有史胆、史实，重现史料的丰赡性、典型性。”（《季羡林评传》第633页）评传是有评有传。“传”是传主自己的真人真事，依据材料说话；“评”是作者自己的评论与见解，有自己对史料的领会、判断。评传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没有人物采访的新闻性，也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评传是作者对传主的人生材料进行有机的整合后所进行的评价，并将这种评价说出来、写出来，供别人阅读分享，所以作者根据史料做出的评判不仅要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判断，而且还要有思想上的闪光点，因此可以诱发读者的思想共鸣，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思索或考察，努力查明进一步的事实真相，借以证实或否定所想到的信念，正是这种基于史实探索的冲动，使这部评传具有了学术史的意义。